灰产退潮后，柬埔寨“后诈骗时代”真的可能实现吗？一份7省8地调查报告

在蒙多基里省Dak Dam，一名叫Vantha的出租车司机形成了一套特殊的工作方式。

他加入出租车司机和网络诈骗点老板组成的Telegram群，等待接送消息。相比普通公司员工，这些外国从业人员让他赚得更多，乘客来自中国、越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等地。为了等订单，他有时直接睡在车里，在园区外围连续守上几天。

“我睡在这里，就睡车里。我们在哪里，就睡在哪里。”

距离这里不远的Laoka，变化更加明显。大约一年时间，一片过去以森林、瀑布和原住民传统土地为主的区域，出现了一座由约30栋建筑组成的大型园区。园区投入运营后，高棉移民和小贩迅速聚集到外围，卖食品和生活用品，一套围绕园区人口运转的微型经济很快形成。

这些场景来自全球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倡议组织（GI-TOC）2026年8月发布的《分裂的土地：网络诈骗如何重塑柬埔寨的社区、经济与生态系统》。报告由日内瓦大学学者Gabriel Fauveaud和研究员Ronan Kemp撰写，以柬埔寨7个省份、8个地点的田野研究为基础。

这份报告特别之处在于，它没有把视线停留在园区内部，而是试图回答一个更具经济意味的问题：当诈骗产业在一个地方存在足够长时间，它会怎样改变当地居民的工作、土地、住房和生意？

报告的判断是，在柬埔寨部分地区，网络诈骗已经不只是犯罪和网络安全问题，而逐渐成为涉及发展、劳工、土地治理和社会保障的问题。

CBW今年对金边、西港以及在柬中国商家的多轮调查，则恰好看到了这套经济结构开始收缩后的另一面：物流订单减少、餐饮客流下降、商铺降租、中国超市大幅促销，一些过去围绕高消费中国客群建立起来的生意模式正在被迫重新调整。

GI-TOC将柬埔寨网络诈骗产业的空间扩张大致归纳为三种形态：边境赌场—诈骗走廊、大型土地特许经营和综合开发区域，以及近年来逐渐向乡村和偏远地区延伸的诈骗中心。

其中，巴域、波贝等边境城市本身位于区域贸易和交通走廊，拥有公路、电力、电信、经济特区以及长期形成的赌场产业。报告认为，这些既有基础设施和商业网络，为后来的网络诈骗产业扩张提供了条件。诈骗园区由此不再只是封闭的工作场所，而开始影响外围的土地、就业、房地产和消费。

Prum是报告中较为典型的案例。

当地赌场经济从2000年代开始发展，2021年以后，新的赌场和网络诈骗中心又推动了新一轮城市扩张。外围陆续出现别墅、封闭式住宅和出租物业，同时吸引建筑工、卡车司机以及网络从业人员。

距离Prum约5公里，一个只有约270户家庭的村庄里，一名居民估计，大约70%的村民会去Prum工作。以前，当地居民主要务农或者前往泰国做生意；现在，有人从事网络相关工作，有人当保安，他本人做保安，妻子则在赌场做清洁。

这里的“70%”只是单名村民对其所在村庄的估计，不能扩大为Prum乃至柬埔寨整体数据。但这个细节说明，当大型园区存在足够长时间后，依赖它生存的人已经不仅是直接从业者。

报告在特本克蒙记录到的情况更加复杂。一名年轻女性表示，如果没有“网络产业”，她无法养家，也无法继续上大学；另一名女性则担心在那里工作的人无法完成指标后遭到虐待。附近大型园区内部甚至形成餐馆、超市、KTV等完整消费设施。

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嵌入存在一条很清晰的链条：园区带来人口，人口需要住房、交通、餐饮和生活服务，需求进一步刺激出租房、土地和商业投资。

在Prum，研究人员发现不少居民买地、盖出租房，希望服务外国员工。一名当地居民直言，当地很多人投资地块建出租房，他们期待更多外国人前来，以便把房子租出去。

这种模式在更大的城市商业环境中同样存在。

CBW此前在西港调查发现，市场最热的时候，一些中餐厅人均消费100美元并不罕见，海滨壹号核心铺面月租金可以达到1万至1.2万美元。餐饮、酒店、物流、租车、中介、装修和娱乐项目围绕高度集中的高消费中国客群快速发展。

甚至部分商家的现金流模式也受到这种环境影响。CBW对华人“充值消费”的调查发现，一些餐厅、娱乐场所和高消费商铺可以通过熟人圈层集中充值，在开业阶段迅速获得一笔现金。

这也是特殊需求最容易被误认为正常市场的地方：高客单价、高租金和快速回款维持得越久，经营者越容易相信，这就是市场本来的价格和消费能力。

而GI-TOC报告所揭示的是，这种影响最终会从商业端继续向劳动力和土地端扩散。在特本克蒙，一些年轻人因为相关岗位工资更高而离开种植园，原本一起从事农业的家庭劳动力结构因此被打乱。

当支撑这套经济的人口开始离开，同一条传导链也会反方向运行。

GI-TOC在Prum发现，在政府打击和地区局势变化后，部分地区出租物业需求明显下降，一些新建房产已经出现空置。此前建立在外国员工和临时人口之上的土地和租赁投资，也开始暴露出波动风险。

CBW今年在市场一线看到的变化更加直观。

一名从事中柬物流十余年的中国老板告诉CBW，公司小包裹业务下降超过50%，部分同行业务量甚至减少80%至90%。过去市场旺盛时担心的是仓库不够用，现在部分仓库却出现客户已经离开、货物无人领取的情况。

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中文翻译并不好招，一些岗位月薪可以达到1000多美元，中小企业很难与高薪行业争人；如今求职者明显增加，这名商家把变化概括为：“以前是用工荒，现在变成岗位荒。”

消费市场的调整更加明显。

CBW今年在金边BKK地区走访一家面积超过400平方米的中国超市。店主2025年投入近500万元人民币，希望逐步发展连锁，但不到一年累计亏损已经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过去，部分中国客人一次采购几百甚至上千美元并不罕见；如今超市一天营业额约1000美元，大量商品只能以5折至7折促销加快库存周转。

更值得关注的是租金。该超市开业时每月租金7500美元，如今已经降至3000美元，降幅超过60%。这只是一个个案，不能代表金边整体商业地产市场，却显示当特殊消费需求下降后，过去由其支撑的租金水平也开始重新接受市场检验。

西港的变化更加集中。CBW走访发现，一些过去高度依赖中国客群的餐厅营业额下降60%至90%，而核心铺面即使已经从每月1万至1.2万美元降到7000至8000美元，现有客流仍然难以支撑。

但同一商圈中，主要面向柬埔寨居民和普通游客、价格更接近本地消费能力的餐厅受到的冲击明显较小。

这说明目前发生的并不是“消费消失”，而是消费结构正在重新调整。过去被一批价格敏感度较低、高消费、高流动性人口放大的需求正在退出，普通消费者重新成为决定价格和商业模式的重要力量。

类似变化也出现在华人充值市场。过去，熟人关系和商务消费可以推动客户一次充值数千甚至数万美元；市场调整后，消费者越来越担心店铺是否能够持续经营。CBW采访中，有消费者在一家即将关闭的中餐厅仍有约1.4万美元余额，也有商家后来只能按越来越低的比例抵扣原有充值。

过去帮助商家快速获得现金流的模式，开始反过来变成消费者对商家信用的判断。

而报告提醒，诈骗产业留下的成本还不仅体现在商铺账面。

在国公省，一名受访居民称，其丈夫过去靠捕鱼、抓螃蟹生活，有时一天可以收入50美元甚至100美元以上；土地和开发变化后，他转而从事建筑工作，家庭生活反而更加困难。

这说明，当地方经济、劳动力和土地用途已经被重新安排后，即使园区最终退出，原来的生计结构也未必能够自动恢复。

GI-TOC在报告最后提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后诈骗时代”真的可能实现吗？

如果园区退出，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怎么办？过去由园区直接或间接创造的工作又由谁来替代？

报告认为，这意味着网络诈骗问题不能只通过刑事执法来理解，还必须纳入地方发展政策。其建议包括在受影响严重的地区推动经济多元化，通过公共投资、发展资金和针对性招商创造合法就业，同时提高赌场、房地产、经济特区等高风险投资领域的透明度和尽职调查要求。

问题还在于，大型园区退场，并不意味着相关活动一定同步消失。

GI-TOC研究人员称，2026年5月曾在波贝观察到，一处已经因打击而清空的诈骗中心，夜间又被小型团伙重新使用，建筑外部甚至不开灯。

CBW此前获得的一些行业信息也呈现类似趋势。今年6月，一段在Telegram流传的疑似相关从业者聊天中，有人讨论重新开工，其中甚至提到“现在不是在园区”。多名受访者当时判断，即便相关业务继续存在，也可能更多转向小规模、分散化，而不是回到过去高度集中的大型园区模式。

与此同时，CBW数月采访还发现，部分原本在柬埔寨活动的团队开始考察或转往老挝、马来西亚、东帝汶及南亚等市场。由于缺乏官方数据，具体规模无法独立验证，但多名受访者都提到，人员、管理团队和部分配套资源正在重新流动。

对一些中国商家来说，这也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继续跟着原来的客户走，或者重新适应正常市场。

CBW今年采访中，已有一些长期在柬经营的中国老板前往马来西亚、越南、老挝寻找第二市场。但越来越多人强调轻资产和风险分散，而不是像过去一样重仓下注。

不过，如果所谓“第二市场”只是继续追逐同一批高风险、高消费客户，那么改变的只是国家，并不是商业模式。

真正困难的转型其实仍然发生在柬埔寨本地。

CBW在西港采访的一家餐饮企业，已经把企业团餐做到总业务约45%，并增加本地家庭客户；一些商家开始降低价格、调整菜单和商品结构。这些生意未必还能获得过去的高客单价和高利润，却更接近一个正常市场应有的运行方式。

这也是GI-TOC报告“经济多元化”建议真正对应的现实问题。

关闭一个园区可以依靠执法，但替代一个已经形成多年的地方经济生态，需要制造业、农业加工、正规旅游、物流、跨境贸易以及本地消费长期创造新的工作和需求。

对于西港，这意味着港口、工业、旅游和城市服务需要提供更加稳定的商业基础；对于边境地区，则意味着合法的制造业、物流和跨境贸易需要创造足够岗位；对于曾经围绕中国高消费客群经营的商家，则意味着重新计算租金、人工、价格和复购率。

因此，判断柬埔寨是否真正走出灰产经济，或许不应该再看某家餐厅是否重新出现人均100美元消费，也不是看某个商圈是否重新停满豪车。

更重要的是，当这些特殊需求不存在之后，普通家庭能否持续消费，出租房能否依靠正常人口获得稳定租金，物流企业能否依靠贸易和制造业获得长期货源，普通劳动者能否找到正规的工作。

灰产退潮之后，真正需要填补的，并不只是空出来的园区，而是过去围绕它形成的就业、消费和投资需求。

只有当这些需求能够被正规的产业和正常的市场重新接住，柬埔寨所谓的“后诈骗时代”，才真正有可能开始。